中国的年号问题

柏杨先生说：
    中国历史最使人困扰的是年号问题。年号本是中国在文明史上一大贡献，现代的日本和古代的越南、朝鲜、南诏、勃海，都是效法中国，使用年号的。但中国的年号却走火入魔，除了表示纪年的主要功能外，另外还表示祈福、歌颂和改朝换代。一个新政权兴起；或一个新帝王登极；或发生一件自以为很大的喜庆以及什么理由都没有而只是兴之所至，都会弄出来一个新的年号。当中国内乱时，列国林立，年号如雨后春笋，目不暇给，如三八六那一年，中国境内就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年号。即令在统一时期，年号所造成的气氛，也十分紧张。如唐王朝第三任皇帝李治，他在位只三十六年，却改了十次年号。南周第一任皇帝武(上明下空)在位的时间更短，只十六年，却改了十四次年号。有些时候，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如五二八年，北魏王朝就一口气改了三次。第一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就第二次改元。第二次改元的诏书刚出大门，接着就第三次改元，使当时的国人不胜其烦。同时也显示出这种年号制度的严重缺点，那就是，在时间距离上，造成严重地混乱。我们可以试行作一次检查：元王朝至元元年，到同是元王朝至元六年，相距几年？一般的答案当然是相距五年。这答案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对，事实上它恰恰相距七十七年，因为元王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始于一二六四，一个始于一三三五。再试行作第二次检查：天授三年跟如意元年，以及跟长寿元年，又相距几
年？答案是它们同是六九二年，相距只不过几月。假如考古学家在地下掘出一件古物，上面刻着“建平元年制造”，恐怕世界上最权威的史学家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家都不能确定它的正确年代，因为它可能是纪元前六年，可能是纪元后三三○年，可能是三八六年，可能是三九八年，可能是四○○年，可能是四一五年，可能是四五四年，也可能是五○八年。所以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置身于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时代，实在没有继续埋葬在这种纠缠不清的年号迷魂阵里的必要。我们大胆地绕过年号，采用公元纪年，希望能简单迅速，而又正确无讹地立即明了历史事件的时间位置。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号和国号是第二个大的困扰。十九世纪时，外国人曾嘲笑中国不过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引起国人的愤怒。其实在萨了尼亚王国以意大利作为国号之前，意大利也是一个地理名词。现在斯里兰卡共和国建立，锡兰也同样成为地理名词。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前，中国所有的王朝从来没有一个以“中国”作为法定的或正式的国名。每当一个新王朝兴起，第一件事就是定一个国号，当这个王朝统一中国时，它的国号就远压在中国之上，如清王朝的正式国号就是大清帝国。当中国陷于分裂，像南北朝、五代……列国并存，就更谁也都不是中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景观，即四千多年历史中，从黄帝到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境内出现了像样的或不像样的共计八十三个王朝——也就是八十三国和五百五十九个帝王，却没有一个是用“中国”显示他们的性质的。我们最熟悉的甲午“中日战争”，在正式官文书上却是甲午“清日战争刀。这种情形，使王朝号、国号，跟年号一样，造成史籍的混乱。因为谁也没有标出中国的缘故，就发生了谁在中国历史地位上是“正统”的争执，这争执由政治渗入学术，使从事历史工作的史学家，头上都好像悬着巨斧。司马光在他的编年史《资治通鉴》中，曾为此费尽唇舌，解释他何以把一些篡位弑君、罪恶昭彰的政权用它们的年号作为正朔，用它们的王朝作为正统。但他这部价值连城，被后世列为“正史”之一的巨著，如果不是皇帝为它写了一篇序的缘故，恐怕早被查禁毁版。于是集叛徒、土匪、强盗、恶棍子一身的朱全忠之类，明明只是一小块土地的割据局面，年号却成正朔，王朝却成为了正统，因而使中国产生了一种可耻的“成则帝王，败则盗寇”的史观。历史上的忠奸贤愚、是非黑白，遂大量地受到颠倒、破坏，甚至被恶毒的一笔抹杀。我们现在对所有的王朝
号、国号，以及年号——包括凡是有记载的草莽英雄们，以及他们所定的王朝号、国号、年号，作一个彻底而广泛的整理，排列出来，由分类而归纳，提供出一个工具性质的参考资料，可以迅速而简便地找出所需要的答案。同时，我们更作一个从无前例的大胆尝试。即以“世纪”为单元，以公元纪年为纪年，而将王朝号、国号、年号，置于次要的地位。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我们以“世纪”为单元叙述是强调中国永远存在，不受任何王朝影响，我们绝不认为后梁帝国是正统，而前蜀帝国是僭伪；更不认为清王朝是正统，而郑成功是海盗。唐亡，不是中国亡，只是唐王朝和唐政府的覆灭。清亡，也不是中国亡，也只是清王朝和清政府的覆灭。中国固屹立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