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沈从文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说起沈从文，人们联想起来的首先是《边城》和凤凰。沈从文的一生，都与这座城紧密相连。沈从来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是民国众多文人中没有留洋经历的人。但是这个“乡下人”，向全世界描画了湖南那个美丽的小城。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淳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当地船总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外公因翠翠的婚事操心担忧，在风雨之夜去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全书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的人性美和风情美。

边城在作者的笔下，古老的边城具有桃花源般神奇的美。边城明净的风光，教化着朴实的人们。在小说中，每个人都热情诚实，人人均有君子遗风。“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美好的道德情操仍在这里发扬光大着。如龙头大哥顺顺，“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二老傩送热心助人，即使被翠翠误会，也托他人送翠翠回家；祖父身上更是体现传统美德，坚持不收过渡商人多给的钱，而商人也是一样的朴实，非坚持给钱不可，最后祖父只收下一个铜子，却搭了一把烟叶给商人。这样体现美好人性的事例在《边城》全篇中几乎比比皆是，充分表现了边城人淳朴的民风。

边城不仅保持着古老淳朴的民风，而且相应地保留着古老的风俗习惯。如边城的端午：“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边城人赛龙舟，“船只的形式，和平常木船大不相同”，“当每次某一只船胜利时，必在水边放些表示胜利庆祝的五百响鞭炮。”古老的风俗是和古朴的民风联系在一起的。更有趣的是捉鸭子比赛：“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目的愉快起见，便派兵士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这样的习俗带有官民同乐的意味，更衬托出边城人和睦安乐的风貌。还有月下对歌、狮子龙灯等，都透露着边城祥和安定的气氛。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的理想是要表现“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所以《边城》给人桃花源般幻想的色彩和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图景。

那么“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相对于什么而言呢？作者描写的湘西，自然风光秀丽、民风淳朴，人们不分等级、不谈功利，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友爱。外公对孙女的爱、翠翠对傩送纯真的爱、天保兄弟对翠翠真挚的爱以及兄弟间诚挚的手足之爱……这些都代表着未受污染的农业文明的传统美德。作者极力讴歌传统文化中流传至今的美德，是相对于传统美德受到破坏、到处充溢着金钱主义的浅薄庸俗和腐化堕落的现实而言的；在摹写边城人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中，隐含着对现实生活中古老美德、价值观失落的痛心，以及对现代文明物欲泛滥的批判。作者推重边城人的生活方式，也想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小说的主题意义即在于此。

逸事

　　沈从文儿时个小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寨中的大人小孩都亲切的叫他“沈蛇崽”。于是沈从文就得了一个“沈蛇崽”的外号。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例把书包藏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 　任　老　师毛　先生。　毛　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　毛　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　毛　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　毛　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　毛　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　毛　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18岁到北京来谋生，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凉快透顶，下着大雪，没有炉子，沈从文身上只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请问，　沈从文　先生住在哪儿？”沈答：“我就是。”郁达夫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留下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来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张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她们只能站着听课和记笔记。　沈从文　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周炳琳　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周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在北大授课时，经常去听　别的　教授讲课。有一次，沈从文去听辜鸿铭的演讲。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场哄堂大笑。只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里非常诧异：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性情

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胡适：“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来！”沈从文马上也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他的武器——一把牙刷。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举家艰难。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另外一篇也是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　沈　先生自己不觉有什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50多年前，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碰巧解说员是　沈从文　先生，　沈　先生热情地上前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展览一看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从此成为沈从文终身的助手，并且成为中科院历史所从事丝织品保护成绩卓著的专家。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厕所。沈从文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从文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1969年冬天，沈从文要下放了，一个人在家里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无处下脚。张允和莱看他，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皱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了起来，快70岁的老头哭的像一个小孩子。

　　沈从文说到下放的时候，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做的极其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受到批斗的叔侄二人在路上相遇，沈从文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的几乎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沈从文得病，沈的学生黄能馥和妻子陈娟娟，到崇文门去看他，看到他门口挂着一张字条，写着“谢绝会客”的字样，他们就没敢进去，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几天，张兆和打电话来，说　沈　先生想他们了，让他们去，说门上那个条子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其文学成就的文章也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此沈从文表现出宠辱不惊的平静，他淡然地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季羡林与沈从文一起到中山公园去游逛。他们要了一壶茶，季羡林正要拿起壶倒茶，沈从文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的均匀。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谢尔以•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

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先生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　沈从文　先生墓碑碑石正面，集先生手迹，其文曰：“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妹张充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