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思维方式

钱学森的思维方式

钱学敏

人们的宇宙观、科学观与其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往往是一致的。由于钱学森具有正确的、现代化的科学观；所以他的思维能力非凡，至今仍十分敏捷、深邃、充满活力，常常有所创新，形成超前意识，其中奥秘很难捉摸和描绘，现仅就笔者的日常观察，罗列几项：

一、大跨度的思维方式

　　钱老的科学技术观的核心，就是要求他具有广博的知识，集智慧之大成，并能触类旁通，大跨度地思维，从各个方面去把握事物整体关系的“形象”，抓住了事物的机理，深入探索，找到创新与成功之路。他曾以自已的体验说：“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而这里的障碍是人们习惯中的部门分割、分隔、打不通。大成智慧教我们总揽全局，洞察关系，所以能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地触类旁通，完成创新。” 　　

二、整体的思维方式

　　钱老总是习惯于把相互关联的事物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的体系，进行系统的分析。正确区分部分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特殊与普遍、具体与抽象等的辩证关系，从整体中把握部分。他常说：“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否则，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拣些零碎的瓦片、木椽、窗格子，看不见整体结构和大厦，难以形成独具创见的智慧。

三、综合集成的思维方式

　　这是钱老系统的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他每日驰骋在古今中外浩瀚的知识海洋里的时候，他绝不是良莠不分，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不知什么风浪使他锻炼出一种特别能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他极善于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予以辩证地否定即扬弃，批判地综合集成一切有用的知识。因而，他总能在无边的知识海洋里，不断发现鲜花遍地的绿洲。

四、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

　　客观世界万事万物丰富多彩又变化无穷，人们往往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孤立地、仅从某一侧面去认识、把握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就难免染上形而上学的色彩。钱学森深感认识片面性、死板、机械的危害。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最后目标是对其整体及内涵（包括质与量）都充分理解”。

五、灵感思维方式

　　钱学林很注意捕捉灵感思维，发挥灵感思维的神奇力量。他说，“如果把逻辑思维视为抽象思维，把非逻辑思维视为形象思维或直感，那么灵感思维就是顿悟，它实际上是形象（直感）思维的特例。灵感的出现常常带给人们渴求已久的智慧之光。文艺工作者往往依靠这种非逻辑的思维方式，特别是“灵感”、去认识、去创作。殊不知单凭自己片面的经验、“跟着感觉走"， 不去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予以科学的综合，"灵感"这位可爱的“客人”是不会来拜访你的。

中国教育还能培养出钱学森吗

一个98岁的老人离去了，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索空间。

钱学森当年的归国，是一段惊险的传奇。美国当时的海军次长金布尔称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事实上，钱学森的能量远胜于5个师，他的贡献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两弹一星”以及中国的航天事业，都重重叠叠地烙着钱学森的名字——这的确是一段更惊人的传奇，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一个火柴、铁钉、肥皂都要仰仗进口的“洋火”“洋钉”“洋胰子”的国度，居然就在以钱学森为首的几位归国科学家的智慧之光照耀下，捧出了“两弹一星”，让世界震惊。

这样的钱学森，未必需要堆叠在他头上的各种伟大的头衔和赞誉。他自订过“七不准则”，包括“不题词、不写序、不兼荣誉性职务、不进任何名人录……”那么，怎样才是对钱学森最好的怀念呢？

四年前，缠绵病榻的钱学森对温家宝总理恺切陈词：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九旬老翁钱学森在抨击现行教育制度的时候，毫不留情：“现在的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老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教育是不行的。”钱学森所指，从本质上说，是当今高等教育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缺失。

钱学森曾说，他的创新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大学教育，敢于挑战权威，鼓励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更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与竞争气氛。难道在建国60年之后，还要仰仗西方教育来培养中国的顶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吗？

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身边读初三的女儿就在无奈地背诵着钱老所不齿的“标准答案”，而中国无数的孩子与此同时就在这样的背诵中，走向钱学森所担心的“对知识没有兴趣”、丧失“独特的、创新的”能力。

在科学的领域里人人平等。然而，在中国的学校，老师永远是不可挑战的绝对权威，学习就是模仿，独立思考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小学作文，春天一定是美丽的，不能是疾病盛行的；中学作文，节日一定是欢庆的，不能是疲惫的；读硕读博，就是跟着导师亦步亦趋。

这样的教育，还能培养出钱学森吗？

德高望重如钱学森，这样的忧虑表达过多次，仍然无法撼动应试教育，这成了老人晚年的一块心病，更是一代人的悲哀。

如今，大师逝去，要说后辈对其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治愈让他念兹在兹的这块“心病”，解决中国科学发展的教育瓶颈；莫过于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才，而不是惟剩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