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抬举的孟子

闲翻《孟子》，偶然在注释中发现一则趣闻。 
　 洪武二十七年，被天下儒生尊为亚圣的孟子遭遇到了其死后最大的一场劫难。明代的开国之君朱元璋读过《孟子》后大为震怒，不仅组织人力重新修订了《孟子》，孟子的配享牌位，也一度被撤出了孔庙。 
　 惹这位“弓马打江山”的帝王不高兴的不敬之语是齐宣王与孟子的一段对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我看来，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怒目圆睁、破口大骂本不足为奇，因为他原本就是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的人物，这个出身贫寒的市井之徒虽有着与生俱来的雄心壮志和超凡的韬略，可以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中称雄一时，一举将长期盘踞中原的蒙古铁骑重新赶回大漠，结束历时多年的兵戈之争，开创一代伟业，但他的残忍暴戾也是不争的事实。为坐稳龙椅，他煞费苦心地谋划，一次次将带血的钢刀挥向昔日忠实的伙伴，今朝功高震主的皇权威胁者，杀忠臣、铲异己，一时间忙得不亦乐乎、血光四溅。 
　 但一生杀人无数的明高祖也曾将铁拳挥向孟子，却是我以前从未想到的，因为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对孟子大动肝火、掘墓清算的必要。一则孟子本一介寒儒，并无揭竿聚众之能。二则孟子早已尸骨无存，所剩仅一部记录其言行的著述而已，他完全不必对一个早已在地下深埋几千年的古人下此黑手。 
　 怪只怪孟子言论过于大胆尖锐，触动了朱元璋敏感的神经。“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道出了一个有良知士大夫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也表现了他对无道之君的警告和蔑视，但在朱元璋眼中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虽然朱元璋也是诛杀暴君角逐战的胜利者，“成王败寇”历史规律的受益者，但一朝君临天下的帝王，通常只愿承认自己的天命所归，而很少有人愿意回顾自己在残酷的王权争夺中犯下的累累罪行。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可能深深记得自己为一统天下而连年征战，所造成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严重恶果，也不会忘记自己为保住头上的皇冠，一次次绞尽脑汁，为斩杀有威胁的忠臣良将所想出的阴谋鬼计。他会整天在嘴上口口声声说着“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之类的话，为昔日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统治的行径寻找借口，但他的内心却不愿意这样的言论在民众心中根深蒂固，也绝不会容许这种大逆不道的学说继续广泛传播。 
　　朱元璋毫不手软地下令重新编改《孟子》，删除其中的反动言论。可怜孟子不仅生前求仕道路崎岖坎坷，死后数千年，仍免不了经典著述被人删节、亚圣地位不保的悲惨命运。 
想想要做圣人也不容易，拿孟子来说，他不仅是孔子思想衣钵的继续者，而且其求仕的行为方式及悲剧下场也与孔子毫无二致。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则是一心实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锇其体肤”的逆境成才论，他们明知王道仁政的儒家学说对于一心吞并他国、开拓疆土的诸候来说吸引力并不大，却仍旧一而再、再而三地辗转于各诸候国，固执地兜售他们的治国思想。长期奔波、居无定所的滋味当然不好受，孔子曾遭遇陈蔡之厄，被困于刀兵相见的陈蔡边境，险些就一命呜呼、命丧黄泉了，孟子比孔子幸运，没有遇到如此险境。但长途跋涉对于一贫如洗、一心想用满腹经纶求一朝显达的孟老夫子来说，绝对是一项苦差事。且不说经常翻越崇山峻岭对老夫子身体各零部件的磨损，也不提一路上突然窜出、横刀相向的剪径狂徒对老夫子身心造成的伤害，单是这求仕路上，风餐露宿、三餐不继，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无法满足口腹之欲的痛苦，就足够老夫子受的了。 
除了肉体的折磨，孟老夫子还要面对诸候的质疑和其他学派的非难。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但也是一个精神迷茫的时代。周室衰微、诸候并起的纷乱局面，催生了一大批思想後锐之士思索治国之道、修身之策。他们或提倡合纵连横，大逞口舌之利；或提倡贵生，坚持一毛不拔；或主张兼爱非攻，呼唤无等差的爱；或否认社会分工，力主人人亲身劳动谋生。除了不屑君王的垂顾，只求逍遥自在的庄周傲然独立、冷眼旁观外，他们大都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以期有朝一日其学说能为诸候所采纳。孟子倡仁政，但当时的儒家思想尚未获得受人尊崇的思想统治地位，在诸候眼中，儒家学术并不是什么香饽饽，其民贵君轻的理想主义、偏重礼仪的繁琐主义、言必称尧舜的复古主义迂阔而不实用。虽然以“轻徭薄役”获取天下归心，对诸候来说是个不错的远期憧憬，但乱世需用重典，滋味醇厚的参汤救不了一个垂死挣扎、奄奄一息的病人。在诸候混战、朝不保夕的岁月，急功近利的诸候们更青睐法家统治术，因为采用惩治手段，刑法苛厉、株连网及，轻轻松松就能把老百姓管得服服帖帖，不敢说一个不字。他们也更看重纵横家，因为纵横家的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助其在诸候混战中分一杯羹，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很少会有诸候愿意耗费时间、精力让自己的国土成为孟老夫子治国思想的试验田。

求仕道路崎岖坎坷，学术思想横遭白眼，但孟老夫子凭借汪洋恣肆、雄辩滔滔的论辩才华还是突围而出了，他曾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离实现其社会理想仅一步之遥。如果孟子是一个识实务的俊杰，凭其舌灿莲花的口才、满腹经纶的渊博学识，他可以不必颠沛流离、周游列国，而完全可以在齐国安顿下来，做个高级幕僚，飞黄腾达、发号施令，着紫衣绯、高屋华轩，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吃不尽的山珍海味。可惜孟子不识抬举，仅仅因为其治国思想未予实施，因为诸候的一时冷落，他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将本来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轻易拱手让人。 
　 虽然孟老夫子口才了得，一张利嘴、独步天下，颇受不少诸候青睐，但老夫子一不会逢场作戏、二不会溜须拍马，其又臭又硬的脾气，直斥要害的言论，也常常让有心重用他的诸候下不来台。 
　《孟子》中有不少蔑视君王的言论。这也不难理解，老夫子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却始终无法施展才华，自然是牢骚满腹，抒发一腔郁闷本是人知常情，但离谱的是，老夫子竟然会拒绝诸候的传唤。 
　《孟子》中就记载过这样一段故事。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诸候传唤、托病不出，老夫子架子端得挺大，派头也不小。公孙丑就很看不惯老夫子不敬君王的无礼行径。在他看来，诸候传唤对孟子来说是天大的荣幸，只有欢天喜地、诚心感谢君王恩赐，毕恭毕敬、一刻不停地赶往庙堂、接受传唤，才不失士大夫的本份。 
面对公孙丑的质疑，老夫子一脸平静、心平气和地给公孙丑上了一课。老夫子固执地认为，士人的恭敬不应该体现在趋奉应命上，而应该是以批评政务的不足之处，陈说美善的德行为敬。作为国君，应以崇尚美德、尊敬贤士为重，而不应假惺惺地做个姿态，等着贤士送上门去传授治国之道。 
　　想想孟老夫子真是迂腐得可以，别说原本就有朝见齐王的打算，既使没有这种想法，接到君王传唤的旨意，也应该诚惶诚恐、感激涕泠才对。虽然上古时代曾有过君王为求贤才，亲自登门、虚心求教的千古佳话，但这种际遇纯属可遇而不可求。齐王能在声色犬马、尽情享乐之余，在众多卿客中选中孟子，已相当不容易，虽然以染病作借口不亲自登门，有作秀之嫌，但屡次派人传唤，其意不可谓不诚，老夫子又何苦斤斤计较，在这一细枝末节上纠缠不清呢？ 
　　生前饱经坎坷、死后风波不断，孟子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情节。悲剧的形成，是宿命，也是性格使然。一个一心渴求辅佐明君、一统天下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可能容忍治国思想被搁置，而安然立于庙堂之上的。因为挑三捡四、不识抬举，他处处碰壁、屡遭白眼，始终没有找到能施展才华的栖息地，不得已彻底死心、闭门家中，心不甘、情不愿地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并直至终老。 
　　孟子可能想不到，若干年后，他奋笔写就的《孟子》被列入了四书，成为了万千儒生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昔日被众诸候弃若敝屦的言论刹时间变成了儒生眼中的香饽饽,老夫子也摇身一变，成了广大儒生顶礼膜拜的对象。万千学子为改变一贫如洗的生存状态，终日埋首苦读，将老夫子的种种言论倒背如流，以期科考场上得心应手，一朝金榜题名、人前显达。可惜这些饱受孟子思想薰陶教诲的儒家学子，多数并没有学会孟夫子思想的精髓，但对权利的渴求却比老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孟老夫子一生倡导民贵君轻、王道仁政，一旦君王无法实现其社会理想，既使君王对其青睐有加、待遇优厚，他也决不会有半点犹豫和眷恋，而是立即卷起铺盖卷一走了之。相比之下，孟子的后进学者要比老夫子实际得多。他们绝不会象老夫子一样，冒着触怒龙颜的危险，对君王说些不合适宜、大煞风景的话，也绝不会摆出一幅苦瓜脸，动不动就想给君王点颜色看看。在分享权力的盛宴时，他们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亲近君王、加官进爵的机会。君王面前，他们投其所好、阿谀奉迎，极尽馋媚拍马之能；政敌面前，他们翻云覆雨、不择手段，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纵观浩瀚的历史长河，无数文人无怨无悔地投身于权力之争，身陷名利的泥潭而不自知，在染指权力的过程中，或时运不济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或飞黄腾达却永远丧失了士大夫的操守，而如孟子般不识抬举者，寥寥无几。 
　幸好，孟老夫子的呕心沥血之作在遭受学者非议、帝王删节之后，还是有惊无险地保存了不来，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吟诵先贤警语，品味闪光智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在闲暇之余，有机会缅怀孟子不识抬举、蔑视君王的大儒风范，领略其一心为民、不畏王权的可贵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