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堉与十二平均律

朱载堉与十二平均律　　

朱载育（1536—1611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九峰山人，又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卒谥端清，河南省怀庆府（今焦作沁阳市）人，他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郑藩第六代世子。朱载育深受父亲郑恭王修德讲学、布衣蔬食、能书能文、折节下士的影响，自幼俭朴敦本，聪颖好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恭王非罪削爵，被禁锢高墙。年仅15岁的朱载育，笃学有至性，筑土室于宫门外，开始了席蒿独处的淡泊生活。在漠落坎坷19年的漫长岁月里，朱载育拜结贤哲，出入俗理，以追逐日月的精神，专心攻读音律，历算，并开拓了边缘学科的广阔领域。朱载育 越祖规，破故习，注重实践和实验，一生刻苦求真，呕心沥血，共完成《律学新说》、《算学新说》、《嘉量算经》、《乐律全书》和《醒世词》等20多部立说巨著。他在珠算上进行开平方、开立方计算，得出了求解等比数列，首创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异径管说”，设计并制造出弦准和律管；他创立“舞学”，绘制了大量舞谱；他发明了累黍定尺法，精确地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地磁偏角，还精确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什和水银的比重。“他的理论是音乐学和音乐物理学的一大革命，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大发明”，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诞生出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是乐律学家、音乐家、乐器制造家、舞学家，他又是算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历法家，在美术、哲学、文学方面也有惊世的建树。早在明代，朱载育就为我国夺得了多项世界第一。中外学者尊崇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朱载育是真正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朱载堉新法密率的发明使中国在明代居于世界律学领域的先导地位，其成果在西方产生了强烈反响，引起了欧洲学术界的赞叹。德国人赫尔姆霍茨说道：“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英　国李约瑟　博士也说“朱载堉对人类的贡献是发明了将音阶调谐为相等音程的数学方法”，“平心而论，在过去的三百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曾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第一个使平均律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当归之中国”。由于朱载堉的发明在欧洲影响巨大，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人提出朱氏理论启示了欧洲十二平均律的产生。　　

在西方学术界，朱载堉是个被崇敬的名字，人们把他看成是古代东方的一位神秘的先哲，并认为文明社会的许多重大发明都有他的成绩。　　

朱载堉发明的十二平均律，也叫“十二等程律”，朱载堉在其《律历融通》中把这种律法的数理原则称作“新法密律”。 “新法密律”就是用“等比级数”（也叫“几何级数”）来平均划分音律，这就是平均律。　　

朱氏十二平均律计算结果与现代计算的结果完全相同，只不过前后顺序正好相反，这是因为现代计算的是“振动体”的频率，而朱氏计算的却是“振动体”长度。

新法密律的诞生，在音乐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划时代发明，可以说是对我国二千多年律学研究中得失的总结，它的发明，在理论上彻底解决了历来未能完善处理的旋宫转调的问题。　　

朱载堉十二平均律所得出的数据不仅与我们今日的十二平均律完全相同，并且要比西方的十二平均律创立早至少半个世纪以上，（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是在1584年以前，西方的十二平均律是在十七世纪中叶，其理论才基本完成）。　　

公元1606年，朱载堉自己多年心血之作《律学新说》《乐学新说》和《律吕精义》等13种著作编著成音乐理论文献的巨著――《乐律全书》献给皇帝，他期望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他血缘上的亲属，能够帮助他将这一理论成果付诸实践并结出丰硕果实来，可是朱载堉的著作被置之高阁，远离人世。　　

明朝灭亡之后，清代的康熙皇帝页不肯承认这位明王子的卓越贡献，乾隆时，甚至对他发动了一次无理的攻击，这一人类乐律学的伟大理论被时会制度无情的埋没了。所有它没能在中国――也就是产生它的土地上进行伟大的实践，这实在是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一大憾事。久而久之，人们连朱载堉这位伟大的发明者也忘记了，现反，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却强烈的刺激了欧洲音乐界，人们认识了这一理论之后，立即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逐渐地在全世界范围中取代了非平均律，以至于后来许多人以为十二平均律理论来自欧洲，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文学家刘半农在其文章中向世人指出：中国人对十二平均律理论地认识要比欧洲早半个世纪，发明十二平均律的第一人是中国的朱载堉，才师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　　

1986年9月，为纪念朱载堉诞辰四百五十周年，国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学术讨论会所发的函告中，对朱氏有以下评价：“他第一个提出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原理——比欧洲早半个世纪；第一个创造出按照十二平均律原理发音的乐器——弦准；第一个发现‘异径管律’的规律；第一个在算盘上进行开方计算；第一个得出求解等比数列的方法；第一个创立‘舞学’一词，并为这一学科规定了内容大纲。”从这六个第一看来，朱载堉的发明创造涉及科学、艺术领域。作为近代科学和音乐理论的先驱，他的发明代表了明代自然科学与艺术科学的最高成就。他不愧为我国明代的科学与艺术巨星，无愧于“东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的称号。　　

朱载堉在其他学科中成绩也是很显著的，不愧为中国十六世纪百科巨子，英国的　李约瑟　博士称他是“中国的达·芬奇”、可以说，这是一位西方学者对一位东方学者的崇高而公正的评价。聪朱载堉及其音乐理论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典型而生动的侧影，它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逐步由先进变成落后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17世纪的键盘乐曲已开始要求运用与当时人们的听觉并不太适应的十二平均律，从18世纪开始，由于转调的发展与调性的扩大，平均律才越来越被作曲家应用于作品的实践中（如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这以后十二平均律便逐渐被普遍采用了。　　

这种律制包括了乐音的标准音高，乐音的有关法则和规律。钢琴键盘上共有黑，白键88个，就是根据十二平均律的原理制作的。新法密律诞生后，直到一百多年之后德国音乐家威尔克·迈斯特才提出了同样的理论。19世纪末，比利时音响学家马容曾按朱载堉发明的这种方法进行实验，得出的结论与朱载堉完全相同。　　

我们先人比西方早发现十二平均律，并早于西方一百多年将其理论化，得到现在所谓“十二平均律”亦早就熟悉了七声音阶体系，可他们更加热衷于五声音阶体系，追求旋律和节奏的婉转与变化，注重意境渲染与情感含蓄表现。而西方音乐的发展恰恰反其道而行，她发端于五声音阶体系，尔后过渡到七声音阶体系，最后成熟于十二平均律应用，西方人更偏于和声应用于细节捕捉，将多声部和声发展到极致，这使得西方音乐比中国传统音乐拥有更多表现形式和方法，效果也更加多元化。　　

三分损益律、纯律、十二平均律，在中国同时存在。因此，也就出现异律并用的情况。在历史上，南朝宋、齐时清商乐的平、清、瑟三调和隋、唐九、十部乐的清乐中，都是琴、笙与琵琶并用；宋人临五代周文矩《宫中图》卷中的琴阮合奏，其时，琴上所用应是纯律，签上所用当为三分损益律，琵琶与阮是平均律。可见，南北朝、隋唐、五代，都存在三律并用的情况。在现存的许多民间乐种中，也有琴、笙、琵琶、阮等乐器的合奏。因此，这种三律并用就成了中国传统音乐中存在的一。　　

中西方音乐作为一个整体必承载着各自的历史与背景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他们风格的演奏，发展，镌刻着各自民族历史的变革。